武汉同济医院外科陈孝平院士联名20位院士、专家，吁请以“病人”取代“患者”，先是给人民卫生出版社提议，随后给教育部上书，然后以来函形式发表在《中国实用外科杂志》上，网络媒体纷纷跟进报道，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与热议。
所谓“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议”水分诸多。《中国实用外科杂志》有多少人看过，又有多少看过的人关注这个问题？其次，这个引发所谓讨论的帖子点击率不过4-5万，在这个动不动就10万+的当下，这根本不算什么。
唯一的卖点是，据这家杂志的编辑说，20多年前，某某知名院士和专家提出过这个问题，据称现在还有20 位院士、专家的赞同和支持。文章认为，对于纯洁我国医学教育，清除日本军国主义殖民文化对子孙后代的影响，帮助医务工作者树立正确的医学观、国家观与民族观，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文章还上升到“要文化自信”的国家高度。
是不是把病人改成患者后，我们就真的文化自信了？
其次，如果日本人起的名字也不能用，那么日本生产的商品、发明的名词、发现的知识，是不是也有必要同等对待，以彰显我们的这种大国自信？
这个事件另一个看点在于，除了某些专家在热火朝天讨论这个话题，临床医生群体对这个话题基本不感冒，参与进来讨论这个话题的医者寥寥无几。
这个现象的背后是，在中国医疗界，存在着不同的医生阶层，不同的关注需求。
上级阶层关心的是像这种高级文化层面的问题。这个事件可见一斑，这些专家们关注的问题很有高度——这个名字是不是好听好看，能否树立国家的文化自信。
中产阶级关心的是行医执业安全和收入阳光化，这些依然没有摆脱生存需求，但又稍微高于它一些的问题，比如多点执业政策的推广。
下层阶级的医生关心的问题则要简单得多，要长几毛钱工资？他们对国家唯一的政策需求就是适当涨一些工资，工作越稳定越好。为什么？收入低，穷得慌，在市场上还不具备竞争力，视野当然只能局限于此。
有两件事情是比较有意思的。
在这个社会每个阶层的医生都只为自己这个群体利益代言，很少有为别的阶层说话的，包括应该成为中流砥柱的中产阶级也如此。说明了公共利益和公共讨论这个概念，在医生群体中，还没有形成一种观念。自说自话，我为我代言，那是常态。你听见和看见那些撰文声称要为1000万或者数百万医生代言的文章，本来很感兴趣，点进去一看，哑口无言只能一笑了之，他们明明就是在为自己的一个人利益代言，哗众取宠，基本逻辑都理不通顺。你还能当真看？
最关键的一点是，此刻当下，官方基本是不承认富人、中产、蓝领工人、无产者这些概念及群体存在的，医疗界也不例外。难道是真的不存在这种身份、地位、经济的群体差异吗？当然不是。只不过多年运行的某种惯例，造成了这种自上而下的集体概念盲视，整个社会对个体利益漠视，对个体利益、整体利益关系讨论失去兴趣，或者说是心生恐惧。
舆论热衷于动不动就说祖国利益大于一切。但事实上，祖国包括政府、民间社会机构、公民个体的利益范畴，你从来就没有经过真正的公共讨论、博弈，形成社会共识——绝大多数人的意见，难免有偷梁换柱之嫌。往往用一个强大阶层群体的利益，来代替公共利益，这是很多匪夷所思怪政策的源头所在。造成的结果必然是，这样模式生产出来的政策必然是服务于这些强势阶层群体的。
20多年前最保守敏感的时候，这种讨论都没有结果。在20年后的今天，真的会因为洁癖而产生一种颠覆吗？答案显而易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