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是一场典型的不对称战争，战争初期交战双方形成了“立体对平面”的态势。美国在陆、海、空三维空间对中朝军队作战，中朝方面起初只有地面部队与之对抗。当时人称中国人民志愿军要以“一军对三军”（以陆军对敌陆海空军），同时又是“三军对一军”（除正面对敌外还要在朝鲜半岛东西海岸各放重兵防敌军登陆），越向南推进在东西两翼的海岸薄弱部位就越被拉长。彭德怀在出国半年后就总结说：“只要敌一登陆，我之咽喉即被扼住。我正面即打到釜山，亦终不能不被迫撤退。”这种战场态势，决定了志愿军不能向南深远推进，只能打到三八线附近适可而止转入防御。
美军统帅麦克阿瑟等人在中国出兵初期，曾轻蔑地认为对手只有简陋的步兵武器和少量落后的轻便火炮，以空中打击和地面的机械化部队攻击就能轻易取胜，结果却遇到了一个全新的对手和全新的打法。白天，志愿军只以小部队防守前沿阵地，主力在山林中分散隐蔽，美军的狂轰滥炸大都属于无效功。天黑后中国军队往往突然出现，又不从正面进攻而从侧后穿插迂回。尤其是1950年11月末志愿军以第38军迂回到美军第9军后方，并使美国第8集团军主力陷入被包围在清川江一线的危险。志愿军第20、第27军也将冒进的美国海军陆战1师和第7步兵师包围在长津湖一带，使其在冰天雪地中处境危殆。这次令全世界为之惊讶的战果证明，一种新鲜的战术，往往比新式武器能发挥更大的威力。
战争虽然是作战技艺的较量，物资力量毕竟是基础。美军处境危急时，绝对的空中优势和地面机械化部队还是能挽救其部队的。东西两线的美军以大量飞机在头顶轰炸压制，以坦克集群为前导开路，还是冲破了志愿军的拦截，撤到三八线以南。此后的交战又充分显示出后勤工作是志愿军最薄弱的环节，现代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打后勤。1951年上半年，周恩来主持的中央军委将加强后勤工作当成抗美援朝的第一任务，提出“千条万条，运输第一条”，全军努力打破美军严密的空中封锁，建成了“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才保障了前线部队有最低限度的供应。
通过人们形容的“拉手风琴”式的拉锯战，朝鲜战场在1951年夏季后形成僵局。中国方面有着兵力数量和陆军战斗力的优势，美军却有着绝对的海空军和地面火力的优势，双方总体上形成均势。由于交战双方都感到难以用武力把对方赶出朝鲜半岛，又不愿扩大战事，于是从1951年7月以后进行了两年的停战谈判，战场上出现了“边打边谈”的阵地战局面。
在停战谈判之初，美国自恃有技术优势，又要中朝方面退出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作为“海空优势的补偿”，遭到拒绝后又发起了“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此时美军向固守三八线附近的中朝军队防线发起攻击时，先以强大的空、炮火力覆盖将地面工事摧毁，再以步兵实施“逐山占领”。志愿军以白天失守、晚间反攻夺回的方式与敌争夺阵地，同时通过“挖洞子”创造了坑道战这一新战法，可躲避敌军火力压制并能适时跃出打退敌攻上来的步兵。靠着全军动手，志愿军在一年多的时间在北朝鲜挖掘出1000余公里的坑道工事，以这种近乎原始洞穴的防御工事抗御了有绝对优势火力之敌，并依托坑道作为屯兵所向敌前沿不断发起小规模的反击，使“联合国军”方面付出重大伤亡而在战线上没有进展，甚至一些前沿阵地还被志愿军挤占。1953年7月停战前夕，志愿军发起了大规模阵地攻坚的金城反击战，将战线南推18公里，从而显示出已具备在局部地区集中优势火力并实施进攻战役的能力。
以交战双方在朝鲜半岛发射投掷的弹药量计算，美军为330万吨（若加“联合国军”其他部队则总计为400万吨），中国方面仅为25万吨（若再加朝鲜人民军共计30万吨）。在火力相差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中朝方面的战斗伤亡还少于对方（志愿军伤亡49万，朝鲜人民军伤亡26万；美军伤亡14万，南朝鲜军伤亡98万），这表现出相当高的作战技巧。
火力居绝对劣势的一方在正规战特别是阵地战中能挫败对方，最终形成对峙僵持，迫使对手最后以停战结束战争，这是世界现代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观。中国方面取得这一成果的主要方法，便是发挥“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作战原则，以战斗意志的精神优势和战术灵活弥补装备技术的劣势，以夜战、近战避开敌人长处而攻敌之短，最后形成了战场上的力量平衡。当时联合国司令官克拉克上将就声称：“我是第一个在没有获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美军司令官。”
中国进行抗美援朝战争，一扫过去在世界上总是受外人欺侮而挨打的屈辱，恢复了鸦片战争后丧失的民族自尊和自信，从此在国际上树立了军事强国的地位。不过由于美国在物质条件和军事技术上的优势过大，中国方面在局部战争中与敌达成势均力敌后也就适可而止，尽快实现和平以集中力量投入国家建设。
徐焰：国防大学教授，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校军事思想历史学科带头人。现兼任中国军事科学院学会历史分会副秘书长，曾任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四川大学等十几所高校的兼职教授；连续三次被评为国防大学杰出教授，“全军优秀教师”称号和“全军杰出科技人才奖”获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