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博士返乡体”捕获了媒体和大众的广泛关注，适应了互联网时代碎片化的信息获取方式，其中不乏有深度的乡村话题流传甚广、引发热议。与其相伴的，还有辟谣和抨击的指责之声，甚至将春节戏谑为一个知识分子举报老家的节日。朋友圈观察过去几年热门的“博士返乡体”，一个体会就是返乡高知的自娱自乐。
一位母校的师弟将之讽为“‘屌丝’回家过年的自尊维持方式”，认为这些文章的效果是确立并强化了作为精英的观察者与代表落后的被观察者的“二元结构关系”。作为一名农村发展管理专业的博士，今年也来凑凑热闹，并不是为了强化并巩固这种“二元结构关系”，而仅是想以门外汉的身份聊聊家里人的家里事——借贷与理财。
如那位母校师弟所言，如今的返乡精英在城市里还可能是“屌丝”、“蚁族”，甚至“啃老族”、“月光族”，理财尚未走入我们的生活，属于一片知识盲区。但听闻亲戚朋友近年来借贷理财的遭遇，不免汗毛直立，于是想写写他们的故事。 以命抵债的担保人
一回到家就听到一个重磅消息，小区门卫老邓喝药自杀了。作为担保人，20万元的贷款无法收回，贷款人消失的无影无踪，放贷人百般追讨之下，他拿出了自家的10万元存款作为补偿，可放贷人仍不答应。
民间借贷在家乡的小县城已经兴起近10年了，付出生命代价的远不只是老邓一人。随着2005年国家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金融服务业，2010年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民间借贷再次活跃，成为众多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县里的民间借贷大概就是在2005年前后兴起的，全省搞小额农村金融贷款创新，出现了大大小小、良莠不齐的担保公司。
这些担保公司在发展中背离了政策目标，由瞄准服务“三农”，转投到县域的中小企业。最近几年，，国内经济持续下行，中小企业直接面临生存困境，企业为脱困而选择民间借贷，导致民间借贷市场异常活跃，借贷利息一路疯涨，吸引了全县几乎所有“吃财政饭”的群体。
银行的利率是5厘，大部分民间融资的利率涨到1分5厘，甚至超过2分，按照年化利息高达24%。劣币开始驱逐良币，经营越差的企业越需要抬高利率才能吸引放贷。最先垮倒的一家食品公司，由于是几家企业联保，引发了民间集资恐慌，老百姓纷纷去提现钱，一晃眼功夫就提空了。
困境中的中小企业老板陆续携不良资产“跑路”。2011年，浙江、江苏、福建、山东、河南、内蒙古等省区接连发生民间借贷信用危机，债务人出逃、中小企业倒闭等事件频频见诸媒体。 窗户纸被捅破之后
小县城里牵涉范围最大的是一家农资公司，吸引的不只是“吃财政饭”的群体，还有农村的“枣农”、“棉农”、“瓜农”和“粮农”。尽管政府已经介入，但其融资数额始终是个谜，解决办法也迟迟未能出台。
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为了要回“血汗钱”，给老板跪下磕头，也无法追回分文。从根本上说，民间借贷的正当性，源自《宪法》中有关公民合法财产权利保护的基本规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完成了金融体系市场化和金融机构商业化的蜕变，金融法律体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有关民间借贷的立法却一直滞后于社会实践。
有研究指出，2011年那场民间借贷信用危机，正是民间借贷市场监管缺位的直接结果。倒闭的这家农资公司，庞大的运转团队是其一年利润所无法支撑的，管理能力也跟不上，三、四年前已经暴露出了问题，只不过窗户纸不捅破，外人看来都是光鲜的。有的担保公司用高息贷款应付检查验收，验收一过就开始零成本运转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身边蒙受损失的亲戚朋友，却各自默契地保守着他们的秘密数字。因为这个秘密数字，很可能就是他们操劳大半生的全部积蓄，他们的“养老钱”、甚至“棺材钱”。一个县域的规模到底有多大，没有公开的统计数据，也没有人说得清楚，“吃财政饭”的基本都能纳入受害群体。
追问身边关系密切的亲戚朋友，在他们看来蒙受损失首先还是错在自己，错在一个“贪念”上。不少职工用3、4厘的利息（年化利息3.6%到4.8%）贷出来住房公积金，再投放到这些高回报的小企业。
据说，有的单位损失过百万的就有几十个。个性保守的，倒还能幸免于难，不被高利率诱惑的他们，选择了比银行利率稍高1~2厘的企业，基本能保证兑付。 “好老板”和“坏老板”
小的时候，父母说我们小孩子的世界只有“好人”和“坏人”之分。现如今，父母的眼中也只有“好老板”和“坏老板”之分了。有些高利率的企业，卷走父母辈的“养老钱”、老百姓的“血汗钱”之后，一跑了之。自己开着宝马、奔驰，阔太太们做美容、飞美国的奢华生活照旧维持。
而在农村，这样的“坏老板”可能就是父母辈眼皮子底下长大的“熊孩子”。庄里乡亲，借贷的时候“叔叔、婶婶、大爷、大妈”的叫着，追贷时翻脸不认人的本事真是让他们开眼了。这跟过去他们放贷的情况可大不相同了。
在上世纪90年代的平原小村庄，生产队的集体记忆还带着些许温度，就有了“民间借贷”的说法，借贷半径并没有超出一个村庄的范围。借贷一般是以千元计的，其界定也是相当灵活的：如果有钱，就给个利息；如果没钱，就相当于借个本钱。
小舅跑了一趟蓬莱卖米赚了2800块钱，成了村里的红人。凭借好信誉，他在村里当起了借贷“证明人”，曾给十多户人家当过“证明人”。 所谓“证明人”就相当于一个借贷双方的经手人，也不需要担保什么，主要是给借贷双方“打预防针”。通常是做借贷方的思想工作，“如果不还贷，对方告你（上诉法院）也别生气。”那个年代人也厚道，在村里要面子，庄乡爷们儿的感情好，小舅这个“证明人”的工作从没失过手，十多户的借贷都收了回来。
现如今，蒙受巨大经济损失的放贷人，无论县城还是农村，心理不平衡是他们的普遍想法，“有时候想想这些钱就当捐了吧，但又一想这些钱怎么能算捐款呢？！捐款是给有需要的人，灾区的、大病致贫的，而这些老板，天天坐飞机、飞美国，日子过得比我们好得多，心里就越想越生气了。”像我母亲这样个性保守的，放贷给靠谱的“好老板”，不求收回本钱，不定期接到一个领取利息的电话通知，就开始感动得求菩萨娘娘保佑这位守信的“好老板”。 民间投资渠道匮乏
我很好奇这样惨痛的经历，会给他们的理财观念带来什么变化。一问才知道，这是个多么尴尬的问题。现在的他们多会苦笑着说，已经没有“财”可“理”了。可即便这样，他们也还是不想存银行，嫌利息太低。有的说想买国债，可是买不上。有的在畅想，今后真有了钱，还是买房子，老俗话“有钱置宅子置地”，固定资产保值增值。但县城里的房子这两年不仅没有上涨，有些小区还跌了不少。有些家庭在外出务工的子女的帮助下，开始学会了购买了余额宝、理财通、百度理财等互联网理财产品。在城里学会使用互联网的子女们，在返乡的这几天也帮父母在手机上安装上了百度理财APP，只需要用身份证验证就可以购买收益比银行高的理财产品。
在我国，网络民间借贷的发展目前尚处于初级阶段，其中不乏争议存在。不可否认的是，随着网络实名制的推行，民间借贷交易方式的电子化转型正在成为一种新趋势。以社会网络为基础的传统乡土社会的民间借贷，已经开始由“熟人关系”向“陌生人”延伸，进一步增加了风险的积聚。
风险配置是金融活动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过去在“熟人社会”，即便在风险责任没有完全界定和安排的情况下，乡里乡亲也会根据不能转嫁的风险责任这一假设做出决策，并完全承担其后果。这一决策的基础就叫做“信任”。而在现如今的“半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网络社会”， 风险责任尚不能得到完全的界定，其转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千千万万个像门卫老邓这样的老百姓似乎成了风险转嫁的主要渠道。这里潜伏着陷入“高风险投放—更高的不良资产—更大规模吸储”循环的危险，一旦链条断裂，便会引发卫门老邓的悲剧。
如何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如何对民间借贷进行制度化治理？从制度改革的层面，它至少涉及产业结构性转型、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完善监管机制、加快司法进程等引导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内容；从组织运作的层面，它涉及公共物品生产的组织形式选择问题，政府、企业和社会三大主体在生产过程中的角色定位、策略选择等。
2011年的民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2012年国务院批准设立温州和泉州两个金融改革实验区，规范民间融资成为两个金融改革实验区试点的重要内容，取得了一些制度创新的地方经验。如，制定规范民间融资的管理办法，建立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民间融资监测体系，发挥社会组织的引导协调作用。下一步应在地方制度创新的基础上，尽快启动国家层面的立法，通过法律来防控其可能带来的区域性金融风险和社会公共风险。
文：王晓莉，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