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底里的胡滨老师
山东师范大学 郭大松
2016年9月24-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学理论与文化史研究室和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主办、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承办的“从闭关到开放：中国早期现代化与社会转型学术研讨会”，据我所知，最初的主题是“胡滨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学术追思会”，后来种种原因，几经变化，确定为现在大家看到的主题。
“从闭关到开放”，恰恰是胡老师与李时岳先生合著的“晚清‘洋务热’透视”一书的主标题，而“晚清‘洋务热’透视”又可说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关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的开创性集成之作，标志着史学研究的转向。胡老师所走过的人生和学术之路，在老一代知识分子中极有代表性，他们所终生守护的很多东西，今天依稀已不可见，检讨起来，惭愧之余，脸红心跳，夜不能寐。借此机会，谈谈我心底里的胡老师，追思他爱国爱家、追求进步，勤俭克己、关爱同事，刻苦敬业、不图虚名的人生历程，为自己树立前进的目标。
1
胡滨老师祖籍江西，父辈经营中药业。1928年举家迁至湖南常德，先后就读于常德模范小学、长沙雅礼中学。1944年高中二年级时，曾考入湖南大学化学系，当时日本浸略军侵入湖南，长沙等地相继陷落，一度随家人流亡迁居重庆。国家危亡之际，不满十八岁的胡老师弃学从戎，依靠在教会学校打下的扎实英语基础，考入盟军在华对日作战译员训练班，投身于抗日战场。抗战胜利后重返雅礼中学复读，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系。1950年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陈体强教授攻读中外关系史。因外语基础好，胡老师于1952年提前毕业，分配到东北师大历史系，教授中国近代史。
研究生毕业后，在踏上工作岗位之前，胡老师抽空南下，探望这时已在香港经商的双亲，报告自己的学业，宽慰老人的念子之心。考虑儿子业已成年，父亲要留他在香港子承父业，或送他到国外再深造几年，然后回来继承家业，共享天伦。然而，这时的胡老师已经深深爱上了他的专业，感觉中国近代历史有太多经验教训值得发掘总结，为建设新中国服务，认定自己的事业“在中国”，硬下心拒绝了双亲的再三挽留，毅然踏上了回归之路。
作为立志投身于祖国高等教育教育和历史研究的新时代青年，自1952年参加工作之日起，胡老师即紧跟新中国的前进脚步，积极投身于思想改造、学习新观念的各种活动，甚至从零开始学习俄语，发表过俄文翻译文章。截止1956年，胡老师先后出版了《戊戌变法》、《十九世纪末叶帝国主义争夺中国权益史》等著作，一批颇有见地的文章也在《历史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面世，不满而立之年，已在学术界崭露头角。1956年，为支援内地高等教育，来到了新成立不久、师资力量薄弱的山东师范学院历史系。然而，正当他满怀希望为自己钟爱的事业大力拼搏的时候，“反右”扩大化风暴席卷全国，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错划为“右派分子”，从此丧失了二十年正常的做人尊严，丧失了为新中国教育和近代史科研贡献青春和热血的权利，开始了漫长的“劳动改造”、接受“批判教育”的生活。夫人宋显颖老师作为“右派”家属，也蒙受牵连，从政治教师变成了办公室一般工作人员。拳拳报国之心遭受了难以言喻的致命打击，胡老师深感对不起自己的事业和家人，刚过而立之年，便患上了严重的高血压和冠心病。
粉碎“四人帮”，结束了十年动乱。改革开放的春风，焕发了濒临绝境的一代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青春，胡老师坚定地认为报效国家的机会终于到来，拖着病体投入改革开放的大潮之中。带研究生、组织编写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教科书、撰写科研论著、翻译当时尚为匮乏的外文资料，夜以继日，每天坚持伏案十个小时（我年轻时也做不到），引领史学研究新风尚，为新时期近代史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关于这一点，在座年龄稍长的同志自会比较清楚，也会有人在会议上提起，我这里要说的是他不断追求进步的鲜为人知、但又不入俗流的一个侧面。
改革开放后的山东师范学院，1980年更名为山东师范大学。记得当时悄然兴起了知识分子特别是有名望知识分子入党潮。大约在1985年，担任系总支书记的王守先生跟我说：历史系刘、胡、安“三驾马车”，那两驾都入党了，你去问一下胡老师，他要不要入党。“三驾马车”当中，安作璋先生是唯一没戴过“右派”帽子的，早在1979年就一再要求入党，几经周折，1981年达成心愿。随后，刘祚昌先生也在世界近代史专业同事的推介下加入党组织，“三驾马车”只胡滨老师还是党外人士。当时我想，为了彻底洗刷过去“右派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不实“罪名”，以胡老师对新中国教育事业的贡献和爱国爱家、光明磊落、兢兢业业的人生品格，也应该入党。但那时对胡老师有一种敬畏感，不想答应王守中老师，一再请他自己去。他说我不方便说，还是你去。就这样，尽力克服卑怯心理，硬着头皮到胡老师家去了。说明来意之后，胡老师问：“是守中同志让你来的？”我点头称是，接着就介绍了本人写申请书、党小组讨论、全体党员会议表决通过、上级党组织批准等入党程序。胡老师听完之后问是不是要党小组先讨论他可不可以入党，我想都没想就说：是的。这时候胡老师猛吸了两口烟，沉默了一会儿，说：“还是算了，以后再说吧！”听他这样讲，过去侧面听到的胡老师文革中的一些经历、自己毕业留校以后亲见亲历的某些党员教师的表现，瞬间在脑海中翻腾起来，很后悔刚才那么刻板地叙说入党程序，惋惜没有完成总支书记交下来的任务，更心疼没能帮助胡老师达成自己的心愿。因为我在短短几分钟的交谈观感中，深信胡老师很想成为祖国执政党组织的一员。尽管如此，听了胡老师的“还是算了，以后再说吧”这句话，心灵深处由衷地赞赏他的决定！胡老师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或许有一点不屑让他认为没资格评判别人的人来评判他的意思；也或许是因为当时很多人传言系总支书记和胡滨关系很好，处处向着他，不愿意为关系的确不错的总支书记添麻烦；抑或两者兼而有之。事后有人说，你搞错了，胡老师可能根本就没想到要入党。可以肯定地说，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那我有什么依据认为我那次谈话的观感是对的呢？1986年我跟胡老师读书以后，有一次到他家里，还没坐稳，胡老师就说：“大松，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边说边双手搬着椅子的两边往前挪了几下，“胡辛入党了！”当时说这句话的神态，就像生活困难时期一个小孩子意外得到了一块“高粱饴”糖一样，满足、幸福、快乐、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这一神态给我的印象，终身难忘，历久弥深。试想，为自己的儿子入了党，兴奋到在自己的学生面前几忘乎所以的人，自己怎么能根本没想入党呢？！
胡老师爱家与爱国、爱自己的事业一样执着，有宁肯牺牲自己也要成全家庭幸福的责任心。胡老师夫人宋显颖老师现已年近九十高龄，耳聪目明，身体硬朗，兴趣广泛，ipad、智能手机应用，艺术摄影、音乐风光短片制作，比一些年轻人都熟练得多。大儿子现在美国一家公司做研究工作，每年回青岛探望母亲；二儿子现任青岛市科协主席，拒绝到省城高就，不要本应享有的单位大房子，选择小居室与母亲住对门，一块起炉灶，对母亲照顾无微不至。这一切，都是胡老师在世时长期经营的结果。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的干部进城之后刮起了离婚风，不少人纷纷舍弃发妻另组时髦小家庭。这股风也波及到学校，山师历史系就有不少这样的例子。胡老师对这种潮流很不以为然，认为除个别情况，这些离异另组新家的城里人，大都是生活环境变了，身份地位变了以后见异思迁、赶时髦，为此得罪了一些人。七八十年代多次搬家的时候，人们劝他换张好一点的写字台，他还若有所指地说，这旧桌子用了几十年了，有感情，怎么能说丢就丢了呢？
尽管胡老师爱家胜于爱己，但由于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蹲“牛棚”，挨批斗，给家庭还是产生了极大的困扰，对此他一直耿耿于怀，难以自已，要设法予以弥补。1986年下半年和1987年初，时任青岛市长郭松年的一项“杰作”，成全了胡老师的心愿。那时正在筹建青岛大学，郭松年先是趁开会的机会到了胡老师家里，说是来看看胡老师，只字未提建大学的事，天文地理、家长里短，漫无边际地谈够了就告辞了。就是这样的一次看似闲聊，郭松年实际上抓住了胡老师的命脉。第二次到胡老师家里，就开门见山了。简单寒暄之后，单刀直入，说：“胡先生，我这次是特意来邀请您帮我们建设青岛大学的，真心希望您能帮我们这个忙。”还没等胡老师作出答复，他接着就说，上次来看望先生，聊得很愉快，了解了先生的为人和家里的情况。这次请您到青岛，夫人、孩子都一块去，宋老师先到历史系资料室，儿子呢，我已经安排到了人事处，儿媳去青大图书馆，如果没什么问题，我们就一起两边办手续。胡老师听完以后，沉默了。还能说什么呢，士为知己者死，遂决定举家迁往青岛。事实上，就胡老师本人来说，是不愿意到青岛去的。他在通知我这个决定的时候，曾要求我也随他到青岛去，顺便带上我爱人，说那里新建学校，缺师资。我的回复很直截了当，说青岛是个工商业城市，青大刚刚建立，而文史资料的积累需要一个过程，您到青大可以搞翻译，我去了能做什么呢？胡老师听完了我的话，长时间没有说什么，实际上他默认了我的说法。后来去青岛，他反复问我：“大松，你说，我该不该到青大来？”其实，他这真是多余一问，只是想寻求一种心理上的安慰。我知道，他想让我说实话：“就您这方面来说，从您献身的山师历史系事业来讲，原本不该来的，但考虑到其他方面，您又必须来，而且该来，来对了。”但我没有这样说，只是说：应该来，来对了，这里的空气比济南好，工作环境也好，学校方方面面安排很到位，怎么还想该不该来的事呢？事实上，我有一大堆真话没敢说。胡老师去青岛，山师历史系损失太大了，无法弥补。那时虽然正值新老交替、师资力量青黄不接，但因为胡老师在，1985年申报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点，一路顺利过关，可惜最后因为山东师大当时总计不足十二个硕士点而受到限制，国务院审批未获通过。胡老师走后，几位年纪大的先后退休或去世，年轻的没有成长起来，近现代史专业乃至历史系长期一蹶不振。不过，话又说回来，建设青岛大学，又何尝不是国家所需要的呢？
2
胡老师被错划为右派以后，工资降级，夫人宋显颖老师也从教学队伍分离出来，先后在办公室和资料室工作，再加上接连不断的运动，不断地接受改造和批判，心血管和冠心病日益严重，两个孩子常常是宋老师一人照顾，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我最初听说和认识胡老师，当时的印象就是一个农村老头。每年夏天，他每天晚饭后都穿着满是窟窿的背心、塑料拖鞋、大裤衩，带着一个小马扎，手持电视剧里济公式的破芭蕉扇，坐在学生宿舍和由学生宿舍改为教工宿舍的聊城楼下的小院里，一边呼扇着破芭蕉扇赶蚊子，一边和一些人聊天。后来才知道，这个老头就是很有名的胡老师，那时身体很不好，正处在休息阶段，生活上很清苦。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他也不忘记过去文革后期在东北生活也很困难的同事和朋友，每年秋季都让宋显颖老师设法买一些绿豆，邮寄给东北的朋友和同事生豆芽，聊以略补蔬菜的不足。
“文革”十年，教师和其他行业一样，工资水平一直维持原样不动。改革开放后，开始有计划地按比例提升各行各业的工资待遇。大约是1981年下半年，我参与了历史系第二或第三次提工资。有一天上午快到中午时分，听到走廊尽头有人喊“大松，大松…”。那时我住学生宿舍，走廊里回荡的声音很响。出去一看是胡老师在走廊尽头，赶紧说，胡老师，这个门。那时青年教师结婚也没有房子，都暂住学生宿舍。进屋之后，我问：“胡老师有什么事吗？”这是我们私下第一次面对面，心里有点紧张。胡老师张口就问：“你知道系里又讨论涨工资的事了吗？”当时刚刚改革开放，历史系与政治系分开才两年，系里人手很少，我由于没有历史上的人事关系，被吸收参加了提工资小组。那时对这样的事情也没什么自己的成见，胡老师问，就直截了当回答说：“听说了，不是大家都提，是有个比例，要评，评上谁谁才能提，头头说很难办。”胡老师听了后说：“是很难办，不过咱们教研室的教师‘文革’后一个都没提过工资。”我心想，坏事了，胡老师不会是反映他自己该提工资的事吧。
接下来，胡老师的话让我很羞愧。他说：“教研室里老宋、宏生都该提一提了，他们生活比较困难。”“我尽管也不富裕，但比他们都强，这几年虽然没提工资，但恢复了我在东北参加工作时候的工资。”我说：“噢，可根据我知道的情况，咱们教研室恐怕摊不上两个名额，要是只有一个名额，那谁该先提呢？”胡老师想都没想，脱口而出：老宋，老宋该先提，他年龄大，家里生活更困难一些，两个孩子，爱人在伙房工作，工资很低，还有个乡下的岳母在这养着。老宋，是指近代史教研室的宋青蓝老师，胡老师的学生；宏生，就是教研室的李宏生老师，也是胡老师的学生。他的这些话，对这两个同是自己学生的教研室老师，没有任何私人成见，一视同仁，实事求是，合情合理。
没过几天，系里开会专门讨论提工资。方式是先分教研室分别讨论，然后再集中各教研室的意见，确定具体办法和提资人选。当时我们近现代史、教学法是一个教研室，系里主持工作的主任兼总支书记名义上也属于现代史组。这样我们总共九个人挤在一间小屋子里开会，大家都不发言，闷头抽烟。一个小时后，屋子里那种劣质烟草味开始呛人了，打开窗户也无济于事，可大家就是不开口谈自己的意见。我实在忍不住了，站起来说：我先说两句。我对系里的情况不熟悉，更不了解各位老师家里的情况，但我听说好像是前两年提过两次工资了，如果属实的话，是不是这一次定个原则，就是没有特殊情况，前几年提过的这次就不再提了，缩小一下范围，在没提过的里面讨论一下谁这一次该提了。我这一通话之后，屋子里又安静了一会，然后胡老师首先说：“我同意大松同志的意见。”紧接着唐志勇老师也表示同意我的意见。主持工作的系主任这时一句话没说，站起身走了，随后会议也就算了，没有结论。这次会议我印象深刻，至今难忘。但到底那次谁的工资提了，却记不清了，因为那时虽然钱很少，但花的也少，数年间除了和学生一起到农场劳动、搞外调以及一些公共事务外，基本还是像学生时期一样的生活和学习，对工资一事不怎么关心。
胡滨老师不仅在生活上关心同事，设身处地为同事着想，在业务上更是传帮带，竭力提携后进。
改革开放后，社会开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高校教师的工作重心转向了教学和科研。但长达十年的“文革”，使得“文革”前一两年大学本科毕业就在高校工作的教师，业务实际上差不多荒废了十年，突然回头搞业务，一时难以理清头绪，跌跌撞撞，很卖力，但有时理不清该从哪里下手。那时胡老师见有的教师整天埋头写通俗读物，就规劝说普及类读物可以写，但不能总是写这种东西，要做认真的研究，把通俗读物作为副产品，只写一些通俗的东西，时间长了，笔就生锈了。为此，他与中华书局联系，建议有的教师撰写《曾国藩传》一书，但由于多种原因，最终未能写成。
大家都知道胡老师英语很好，但建国后中国大学普通系科的学生学的大都是俄语，因此在文革前胡老师利用自己的优势传帮带根本无用武之地。改革开放后，从1979年带研究生开始，他一边自己从事英文资料的翻译，为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还比较匮乏的英文资料，同时开始教授系里中国史和世界史两个学位点的研究生专业英语，并根据学生的特点，有选择地一字一句教授专业翻译技能。比如他的第二批研究生中的吴乃华，英语基础较好，就让他试译《北京的隐士》一书，随后逐字逐句修改示范翻译技巧，当面讲清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北京的隐士》1983年由齐鲁书社出版，吴乃华从此走上了能够翻译近代有关中国问题的英文著述、资料之路。我本人那时才刚自学英语不久，很想一步登天，但实际毫无可能，学习也怎么都摸不着路。后来在胡老师的指导和启发下（胡老师教过我们那一届专业英语一个学期），慢慢也能搞点英文著述和资料翻译了。可以说，翻译这条路，没有胡老师，我这一辈子根本没可能。
改革开放初期，不仅高等院校师资不配套，中学大多也都缺乏合格的专业教师，很多学校的教师都是临时抱佛脚，安排一些非专业人员代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约在1986年，国家教委委托有关高校教师编写培训中学教师的专门教材，其中“中学教师<合格证书>考试用教材”《中国近代史》，指定由胡滨老师主持编写，当时还指定山师历史系刘祚昌先生主持编写《世界近代史》。接到任务之后，胡滨老师与刘祚昌先生商定：要利用这个机会锻炼和提携后进。这样《中国近代史》就由王守中主编，我和孙占元参编，为了给国家教委一个交代，在编后记中加了一句本教材由“胡滨审定”。 事实上，这本教材从章节划分，到具体写法和最后定稿，胡老师都倾注了大量心血。
3
胡滨老师在学术研究、外语翻译领域成就突出，不断给人惊喜，有人说这是他的聪明所致。其实不然，这是他一生刻苦敬业、辛勤努力的结果。晚年病势沉重，还坚持翻译出版了《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主持编撰《西方文化与近代中国》一书。记得早在胡老师还在山师的时候，有一次谈到怎么做学问的问题，他说读书人每天要保证十小时伏案工作（我想我年轻的时候也做不到）。他自己一个星期的安排是：六天每天伏案十个小时，剩下的一天，半天洗衣服，半天写信。在谈到英语学习的时候，他说英语学习，应该先学听说，再学读写，你们现在的外语学习，刚开始就背单词、记词性、学语法、分析句子成分，违反语言学习规律。不过，这不能是学不好的理由，要下功夫。说他学英语有一定基础后，每天坚持背200个单词，一张纸上正面是单词，背面是这些单词的英文释义，去厕所的时候都拿着背几个。我问他，背那么多不忘吗？他说怎么能不忘呢？忘了再背一遍，200个单词忘掉100，还剩100个，你就背20个，即便都记住了，不也就20个吗？这要靠毅力，没有毅力做不到。对比自己，学英语的时候，每天能背30个单词就觉得不错了，至于读书，反复试了很久，每天八小时就很紧张。因此，从心里认识到胡老师的读书学问之道，就是刻苦敬业、勤勉自励、锁定目标、奋力前行、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没有其他。
胡老师不仅在生活上设身处地关爱同事，在学术上更是善于团结合作，绝不贪图虚名。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后学术研究的深入，原来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显得不够用了，于是开始组织编续刊。胡老师曾受邀编撰洋务运动续刊，但他拒绝了。听到这个消息，有人就说是胡老师目中无人，不愿与人合作。有一次碰面的时候我问起这件事情，胡老师直截了当的告诉我说：没接这个任务，推掉了。我说是不是可以先接下来，慢慢做。他的答复很干脆：“这套资料太大，光外文就数百万字，筛选翻译需要大量的时间，你能翻吗？”一句话问得我语塞。如果是现在，会告诉他能翻一些英文，但那时候的英语水平，也就能应付各种考试。胡老师见我无语，接着说：“我们这里现在几乎没人能做，做不了的事情，不能贪，要经得起诱惑，不要耽误别人做；如果我接下来，挂个主持人的名号，天下到处求人帮忙去做，那就不如干脆让有能力的人去做。”这显然不是什么目中无人、不愿与人合作的意思。
事实上，胡老师在学术研究上是个很愿意合作并善于团结协作的学者。
早在“文革”后期复课闹革命时期，还在一边接受批判，一边开始为工农兵学员上课的时候，胡老师就联合山东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大学、中央民族学院近代史同行编写《中国近代史》教材。粉碎“四人帮”之后，由中华书局出面牵头，召集上述各高校组成的《中国近代史》编写组重新讨论各自负担的部分，并于1977年出版发行，受到广泛好评，一再再版。这部教材共六章，胡老师独写两章，并承担了其他一些重要章节的修改任务，一开始做了实际上的教材主编的工作。在第一次修订再版时，胡老师不仅坚持写上参加讨论定稿会议人员的名字，而且在分配稿酬时，平均分配给参加讨论的人员，但把自己的那份和修订再版的稿酬一起捐献给了山东师大幼儿园。这样的学术合作者，现在已经不多见了。
还有与这次会议主标题一致的“从闭关到开放”那本书，也是胡滨老师与李时岳先生长期合作的结晶。那时山师有一种传说，说是胡滨和李时岳合作，李时岳出观点，胡滨出材料。意思是说李时岳先生擅长提出问题，胡滨老师能坐得住苦读资料。李时岳先生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思想敏锐，观点犀利，胡老师很是赞赏，但如果说胡滨老师只是闷头读书不愿从中提炼出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则没有依据的。比如说，早在1979年《中国历史学年鉴》创刊时，胡老师就受邀为年鉴撰写了《洋务运动研究一年》的评述，没有对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高屋建瓴的把握和对学界关于洋务运动研究的充分了解，是无法撰写这样的评述文章的。正是由于胡老师在洋务运动研究方面的卓越建树及对史学研究及社会变迁关系的准确认知，随后又受邀为1984年的《中国历史学年鉴》撰写了《洋务运动史》一文。又比如，关于过去作为农民运动的义和团，早在1980年义和团运动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胡滨老师就提交了《义和团运动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矛盾与斗争》，其隐含的核心观点是主要由于义和团运动期间帝国主义的矛盾和斗争，中国才没有被瓜分，而不是“义和团运动彻底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在胡老师的心目中，是不赞成当时一个劲地颂扬义和团这场所谓农民运动的，认为它根本就不是什么近代史上的革命运动，而是一场顽固守旧派支持发展成的动乱。但在当时的思想观念氛围中，大家应该还记得和想象得到，有些学术观点还是不能直截了当轻易抛出来的。直到1985年“清除精神污染”时，山师历史系还特意召开全体教师会议，集中听含有不点名批判胡滨老师洋务运动和近代史研究犯了方向性错误内容的录音带。所以，胡滨老师与李时岳先生的学术合作，既有学术思想观念上的志同道合，也有同行间的友谊与团结合作精神的支撑。
记得那时候李时岳先生比较忙，合作《从闭关到开放：“晚清‘洋务热’透视”》一书，在胡滨老师基本完成全书三分之二的时候，李时岳先生才到济南来，住在胡滨老师家里，赶写他所承担的部分，历时一个月，大部分引文的资料出处，都是宋显颖老师一一核对查证的。宋显颖老师时在历史系资料室工作，与学校图书馆也很熟悉，有这个方便条件。记得那时两个人吸烟都很厉害，屋子里烟雾缭绕，宋显颖老师下班回来，一边忙着给他们做饭，一边批评他们说：“你倆就不能少抽点，呛死人了。”但你批评你的，他们还是抽他们的。李时岳先生走后，胡老师又仔细审阅了全书，交到了人民出版社，署名：李时岳、胡滨。像这样的合作关系和情形，今天恐怕难以见到了。
胡滨老师一生克勤克俭，爱国爱家，爱岗敬业，追求进步，与时俱进，在改革开放后，为新时期史学研究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这并不是说胡老师的学术研究一贯无可挑剔。建国初期经历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参加工作不久，即以当时对近代中国历史的认知，撰写并出版了《卖国贼李鸿章》一书。随着研究的深入，他日益感到当年的幼稚，决定重新评价李鸿章。据胡老师说，为了研究洋务运动，他仔细阅读了三遍《李文忠公全集》，深感有必要修正自己的一些学术观点，撰写全新的《李鸿章传》。为此，他搜集了国内外关于李鸿章的已有研究成果，拟定了详细的撰写提纲。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计划未能完成。
最后，值得说明的是，本人只跟胡老师读了一年书，不是一个合格的学生，更没有能承续胡老师的事业，每念及此，愧疚不已。换句话说，我没有资格对老师说长道短。但这次会议为我敞开心扉谈谈心底里的胡老师，并借以鞭策自己的机会，遂不揣浅陋，主要就我亲见、亲历、亲闻的感触，略作陈述。虽竭力实事求是，然毕竟受个人认知能力所限，不当或不确之处，敬祈贤达先生批评指教。
本文部分内容刊发于《博览群书》2017年第1期，现经作者授权，全文发布！
胡滨先生是山东师大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奠基人，同时也是青岛大学的重要奠基人。胡滨先生学术地位卓越，在中国近代史学界与吉林大学李时岳并称为“胡李”，还被誉为当时中国近代史学界英语最优秀的学者之一，山东师大历史系极盛之时“三驾马车”之一。他长期担任山东省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常务理事等重要学术职务，在洋务运动研究及近代史资料翻译领域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胡滨先生的重要学术译作有《列强对华外交》、《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北京的隐士》、《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等，重要学术著作有《戊戌变法》、《十九世纪末叶帝国主义争夺中国权益史》、《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思想》、《从闭关到开放》等。其合作主编的《中国近代史》教材在全国高校产生重大影响。
郭大松曾任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1953年出生，山东蓬莱人，硕士研究生学历，师从胡滨教授。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早期现代化史、区域城市史、近代中外关系史的本科和研究生教学与研究工作，多次获得学校教学、科研优秀奖及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先后获山东省教育厅教学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