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6年12月30日，富士康和夏普的合资公司SPD与广州签订协议，投资610亿元人民币建设10.5 代8K显示器全生态产业园区。
这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它触及中国经济的在过去一年热议过的三件大事。三件事不在同一层面，却最终都指向中国经济走向这个大问题。
最大的层面是中国制造业的转型。
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我们已经听了好多年。中国制造为什么要转型的原因很简单。早年的成功是建立在低成本劳动力和高耗能的基础之上的。依靠这种牺牲员工福利和资源高耗的方式，中国的确是挣到了不少钱。劳动成本越来越高，资源和环境问题也越来越严重，长此以往实在耗不起，趁有钱有基础，赶紧转型吧。
怎么转型？在概念上提出过腾笼换鸟，互联网+中国制造，中国智造，供给侧改革，如此等等，其实都是想减少低端制造业，结合现在的趋势做出些更好，更有竞争优势的产品，摆脱中国制造就等于劣质的印象。
现在，制造业的升级转型应该是最迫切的时候。因为外部竞争激烈，印度和东南亚等正在以更低的劳动力成本将相当部分投资从中国吸引过去，而德国提出工业4.0，显出引领新工业革命雄心，美国不断强调增加制造业的比重。他们都想分得更多制造业的蛋糕。
夹在中间的中国制造只有保持增长才能不掉队，却发现投资变少，地价变高了，工人工资变多了，经济脱实向虚了。许多做实业的人明显感觉，钱是越来越多，却也越来越难赚。
郭台铭
钱难赚了，像富士康等制造业企业就得想着“转进”。
这就是另一个热议事件，企业的“跑”。差不多是过去一年的时间里，有几篇爆款财经文章都是和“跑”有关，内容是“别让李嘉诚跑了”，“别让华为跑了”，“别让富士康跑了”，“曹德旺跑了”等等。这些文章之所以吸引眼球，是因为都折射出人们的一种焦虑，就是中国对于投资者来说，吸引力已经大不如前。
他们的“跑”不是完全撤掉在中国的资本，而是在国内外投资比例的变化，原因也不相同。但是，华为和富士康的“跑”，在很大程度上有相似之处。
华为的跑，不是跑到国外去了，而是从深圳跑到东莞去，更准确地说，是在东莞建立一个面积更大的终端基地。如果华为最终是彻底离开深圳的话，这对深圳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华为落地东莞正是发生在深圳房价涨得最夸张的时候，人们诘问，任凭房价这么涨下去，深圳这个创业之都还如何能留住人才，所有的梦想都会败给房价。
同样地，富士康早年也是在深圳设厂。或许郭台铭是一个对成本更加敏感的人，他的富士康早早就从沿海往内陆迁移。因为深圳等沿海城市设厂的成本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内陆一些城市土地还很低廉，更何况这些地方还愿意为吸引投资而给出更多优惠。比如郑州，当地给富士康建厂，帮富士康招人，服务可谓无微不至。但郭台铭还是在找更低成本的环境，比如在印度设厂，等待美国新政策。
蒋介石当年把撤退委婉地说成了“转进”，被我们嘲笑了好多年。不过这个军事术语本身的确有战略转移的意思。我们可以说华为、富士康等在寻找低成本地区做转移，也可以说它们打不过高房价地区，而深圳其中是一个“杰出代表”。
深圳崛起，成为了一线城市，全国瞩目。同省的另一个一线城市广州，难免被拿来比较。而这就触及第三个被舆论反复咀嚼过的话题，广州是不是失去了一线城市地位。
广州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一个事情是，所谓一线城市并不是官方所划分的，最早是某些房地产协会所提出，评价标准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条是房价，因为这很能反映一个城市的吸引力。
而过去一年，广州正是经常被认为已经落后于时代。依据是，这里的金融不发达，北上广深，哪个不是大力发展金融行业呢？！金融业是重要的服务业，发达城市就是服务业比重大，金融业发达嘛。可广州在金融方面的确没有其他三个城市那么强大，或者说，广州，甚至大部分珠三角地区更实在，喜欢做实业的生意。
但就在做生意这件事情上，广州也显得相当实在，北京、深圳都大把大把地聚集了一大堆“互联网+创业”的人做淘金梦，上海创业土壤没那么好，声势也不小。广州却一直静悄悄。
正是因为这两点，正因为没有跟上金融和创业潮流，最依赖的贸易因为全球经济萎缩而严重下滑，广州“被”失去了一线城市地位。而这和中国经济大方向有什么关系？
有，这种“被失去”，的确相当程度上说明广州的吸引力降低，但也折射出当时人们的观念都很“脱实向虚”。
但过了一个国庆长假，风向变化了。楼价受到抑制，玩资本游戏的被证监会主席批为“妖精”，制造业企业家频频发声求关注。“脱虚向实”趋势渐现。
任正非曾这么说：“现在，世界的中心在哪里？不知道，会分散化，会去低成本的地方。高成本最终会摧毁你的竞争力。而且现在有了高铁、网络、高速公路，活力分布的时代已经形成了，但不会聚集在高成本的地方。”
而广州能和富士康在50天内谈成610亿的项目，可见广州当局多么热切吸引这项很“实”投资，也可见广州也是很刻意地为富士康减去很多成本。或者，这个一度失意的一线城市又会成为营商和创业的模范城市，谁知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