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一个消息在中国教育界炸了锅。消息称，上海要整顿那些接收中国籍学生的国际学校，中国籍学生的义务教育阶段不再允许外国投资，并要求国际学校开设中国规定的小学到初中课程。
首先跳出来的是国际学校及在读孩子的父母：“我们该怎么应对这一政策？”，“对于那些想去国外就读高中甚至大学的孩子们来说，这将意味着什么？”，“从谁先开始，谁又是下一个？是外资学习中心还是幼儿园？”笔者却认为，真正的输家，可能是孩子以及教育他们的老师们。
笔者发现，上海这个强制性规定的真正影响面其实是有限的，从表面上来看也是合理的。媒体报道显示，上海正在实施或强化的这项规定，主要是针对那些未经正式批准的或者其所教的1-9年级课程是未经中国政府审批的国际课程，而非政府许可的标准课程的国际学校或国际分部。
实际上，这些更加严格规定的影响范围不到400所学校以及20万学生，或者仅占那个年龄段中国学生的0.25%。而且，这些未经批准的进口课程可能包含过多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阅读、政治和历史）课题，这些课题与标准的中国课程大纲不相符合的部分占用的课堂时间和课程的不到20%。因此，如果要量化这个规定带来的实际冲击和影响，可以发现它对中国“1%顶尖人士”带来的冲击所占比重甚小。
传递的信息量很大
但是，这个对中国社会经济金字塔结构中塔尖上1%人士产生较小冲击的事件，却传达出一个更加清晰和重要的信息。
笔者对国际学校是中国教育产业中最“失控”的部分感到质疑。著名的“破窗理论”提到小的犯规可能导致更大的违规行为。教育行为和教育实践无人监管的现象在整个教育系统十分普遍，诸如中国农村地区校车隐患、肆意发展的教育中介以及滥用考试等等。所以，上海坚持实施其教育规定和政策，可以被视为使上海保持其已经高度发展的公立学校的一种途径。
消息说：上海将暂停涉外民办教育的审批，并严格限制学校要使用所有政府认可的标准课程。笔者认为其目的是要重申：决定孩子在成长关键阶段学习的所有或者大部分内容，不是由“市场”决定的，而是由国家决定的。技能和知识的“市场”已经远远超出了上海本身，甚至已超出了中国。
笔者儿子在上海就读的那个学校的“买家”，也不仅仅是我和我妻子以及和我们一样的小学生父母们。孩子们在一年级所学那些技能的“买家”已经变成了他想要在国外就读的大学以及毕业后他想要工作的公司。
如果那是教育的“市场”， 那么谁是这个市场中的输家呢？当然是那些前景很好的国际学校和国际部。它们目前正面临着招聘外国教师（这方面的政策要求也变得更加严格）和吸引学生的新鲜、但未经中国教育监管部门审核的课程的巨大困难，这项政策的颁布无疑会给它们带来经营方面的挑战以及更严格的规范要求。
然而，这些都是全新的规定，而且许多国际学校已经娴熟地展开了“打鼹鼠”的游戏，它们会避开敏感区域，找到聪明的解决方法，寻找时机以另外一种形式再次出现或至少暂时出现。其他有外资背景的学校可能会转而进军利润空间较大而不受限制的教育产业较低端的幼儿园阶段，或者独立经营较高端的高中阶段补习班。
在我看来，真正的输家可能是中国家庭以及工作在中国教育一线的教育者本身。
输掉的是中国孩子
在小学和初中阶段取消国际课程意味着要放弃一个重要的且已经开始向越来越多中国家庭开放的教育资源。不可否认，像PYP（PYP是国际文凭组织为3至12岁学生设计的、国际性的、强调学科交叉的项目——编者按）这样的海外课程可能包括一些超出中国政府许可的标准中文课程知识。
但真正的区别和价值在于他们所教的学习技巧。孩子们在6到14岁成长期间获得这些学习技能以及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技能，将成为他们日后去国外留学或最终在工作中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此次明确提出在刚起步的国际部和国际学校中取消国际课程的做法还将给其他学校带来冲击，阻碍这些学校进行试验和探索国际分部的计划。削减国际班和国际分部的“实验”，还将有可能拉大中国教育“有条件”和“无条件”家庭之间的差距。有条件家庭会孩子送到纯正的国际学校，或者直接移民到加拿大、澳大利亚或美国，这样的话，孩子就可以直接在国际教育体系中就读。
第二，更多“有条件”的家庭，即那些有过海外教育和国外旅游经历并掌握英语的父母，会增加对课外课程、家教、海外夏令营和体验的投入。在精心计划“家庭教育”解决方案的过程中，许多家庭变得不再那么支持孩子所就读的公立学校。孩子们和家庭在努力既掌握公立学校的课程，又学习国际化课程和教学体验，他们的压力水平也在不断上升。
第三，最大家庭群体中的孩子， 我们称之为“即将有条件”的孩子，他们将继续待在符合条件的、被认可的公立学校系统中。对于这些孩子来说，改变学习内容以及学习方式将完全取决于中国政府更广范围教育改革的步伐和方向。这也是我们将要面临的第三种潜在的输家。
中国的教育部门正在失去一个机会？
笔者还发现一些潜在的问题：
许多“有条件的”家庭会选择离开。许多富裕且接受过国际教育的家庭可能一直期盼有更多的学校资源，然而现在他们可不会在这里耗时间来观察政策实施后会带来什么影响。这些家庭会影响更多的父母群体。
更多的父母会问：“那么，你现在要为我的孩子做什么？”在一些地方，教育、经济和政治形成一个相互依赖的三角关系。当国际课程被排挤出公立和私立学校，父母很快开始质疑，“标准的、授权的课程如何为我孩子的未来做准备？”或者更尖锐地，“这些技能和知识如何能让他进入一所优秀的大学，最重要的是，如何能让他找到好工作并取得成功？”
父母们很容易就可以发现MOOCs、应用程序、融合式学习课程等等。适应不同的学习风格的课程以及体验课程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各地儿童的学习方式。中国可能会问学校，“取消进口课程，没问题，那么学校现在要为我的孩子做什么？”笔者很想知道一线教育工作者会做出怎样的回应。
教育者将避开教室里的创新和实验。对于中国的教育工作者来说，积极推行这项新政会消除他们在课堂上进行创新和实验的激励和意愿。是坚持标准的应试教育还是冒着风险尝试新的东西？对学校来说，提供优质的国际教育已经很困难，现在课程又需要经过严格审查和批准。外国教师在获得签证方面也面临更大的困难。英语本身在标准课程中的地位较之前有所降低。对许多教师来说，少做要比多做会更容易、更安全。
填鸭式教育使孩子发展技能的时间变少。标准课程关注的是刻板的机械式的记忆，而忽略了学生可能用于发展其他技能的时间、注意力和动机。这些“学习技能”包括批判性思维、解决问题和独立调查能力的所有组成部分。
作为一个父亲，相对于所学到的知识，笔者更关心孩子掌握的技能。笔者自己在伯克利上学时，看到教授办公室满墙的书籍时惊叹不已，便问教授：“您是怎么记住这些书里的东西的？”他回答说：“我可记不住，但是我知道如何提出正确的问题，并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正确的答案。”
在中国招聘新毕业生时，企业更关心他们的技能，而非知识。重要的是，他们能否提出正确的问题并独立解决问题，敢不敢向假设挑战，会不会整合信息并进行创新。
上海已经拥有了最具竞争力的初级教育系统。通过引进（有政府监督的）国际课程、鼓励和引导教材创新，上海有能力抓住这个机会，使学校、家长和一线教育工作者之间的关系更紧密，走向国际化，而不是走向“去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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