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看风云，世间纷扰如幻影；醉翁之意不在酒，霸金之道仅存心。自二战结束以来，经济事务上的优先次序都相对清晰。
在最顶端的是创造一个开放、创新和充满活力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全球经济，原则上所有国家都可以茁壮成长。
第二层——有人可能会说这个比较遥远——则是产生充满活力、可持续和包容性的国家增长模式，除此之外就没有其它了。
事实上，霸金老师认为，一个逆转似乎正在进行。实现强大的包容性国家层面的增长以解救陷入衰退的中产阶级，重启停滞的收入增长，以及遏制高青年失业水平等事项如今被置顶。
而那些关于商品、资本、技术和人员流动（全球经济中的四个关键性流动因素）的国际互利协议只有在它们能推动最高优先级事务的进展时才算是合理的。
这种逆转在6月初露端倪，英国人——包括那些从现有的开放经济和金融体系中获益良多的人——基于所谓的主权原则最终投票决定脱欧。在他们眼中，欧盟机构会损害英国促进本国经济，规管移民和控制自身命运的能力。
类似的观点令欧洲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政治运动大受鼓舞，其中许多人认为超国家协议应该排在本国繁荣之后。实际上，在目前的配置下，欧盟确实令其成员国政府在满足公民不断变化的需求时缺乏政策工具 ，因此也容易沦为众矢之的。
但即使没有这样的体制安排，人们也会觉得强调国际市场和各国联系会妨碍一个国家增进自身利益的能力，而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大选中的胜利更令这点显露无遗。
再结合特朗普的主要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他这种“美国为先”的言论最能说明问题。虽然特朗普可能会寻求签订互利性双边协议，但人们也会预料这些协议将服从于国内优先事项，尤其是一些分配性目的，也只有在与这些优先事项一致的情况下才会予以支持。
发达国家选民对旧有市场导向型全球经济结构的反感不是没有理由的。这种秩序确实会使本国经济受到外界力量的强烈影响，有时甚至超出民选官员和政策制定者的控制。
旧秩序下的一些精英也确实可能选择无视该秩序在分配和就业方面的负面后果，而只强调带来的好处。但事实也可能是精英们对神圣不可侵犯的旧秩序存在的问题无能为力（即便他们倾尽全力）。
但情况可不总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受冷战推动，通过促进西方经济复苏来创建了这个旧秩序，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为发展中国家创造了增长机会。
在30多年间(笔者是一个经济研究者，同样也是一个现货理财规划\师，如你我有缘威信：bajin028) ，这些努力所支撑的全球增长模式在分配方面对个别国家和整个世界来说都是积极正面的。与之前的任何情况相比，二战后的秩序堪称一笔具备包容性的福利。
但没有什么能保持永恒。随着各国之间的不平等状况逐步收窄，各国内部的不平等现象却出现激增——以至于优先次序的逆转可能是无法避免的。
现在逆转已经到来，因此出现这些后果也毫不奇怪。虽然很难准确地说明将会发生什么，但其中一些问题似乎已经相当清楚。
首先，美国未来将更不愿意继续不成比例地承担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成本。虽然其他国家最终将填补这一空缺，但中间总会有一个长短不明的过渡期，在此期间这种产品的供应可能减少，并因此威胁局势的稳定。
比如说加入北约的条件可能会被重新制定。
多边贸易协定——不同国家由于其收入和财富水平不同而贡献有大小之分 ——也将失去动力，而双边和区域性贸易和投资协议的趋势加速。特朗普很可能是这一进程的首要支持者；事实上，甚至连区域贸易协议都会被排除在外，因为他反对批准12个国家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这为中国牵头在亚洲建立贸易协定创造了机会——而中国领导人也已经抓住了这个机会。随着“一带一路”战略以及其附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将大为扩大。
同时，对于那些缺乏类似中国般经济实力的发展中国家，摆脱多边主义的趋势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虽然贫穷和欠发达国家在旧秩序下得到了繁荣发展的机会，但它们会在双边基础上进行有效谈判时面临很大压力。
唯一的希望是世界能认识到，为了较贫穷国家的利益和为了国际和平与安全，为这些国家留一条畅通的发展道路是符合集体利益的。
在贸易之外，技术是另一个可能会在新秩序中受到不同待遇的强大全球性力量，也更多地受到国家层面法规的制约。网络威胁需要一些法规监管并要求不断变化的政策干预。
但其他威胁——例如，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总统竞选期间）滋生的假新闻——也可能需要更切实际的应对手段。而那些替代工作人员的数字技术的采用步伐可能需要进行规划，以便实现与经济结构调整同步。
将重心重新转移到国家利益上显然存在成本和风险，但它也可带来重要的好处。坐落在摇摇欲坠的基础上的全球经济秩序在民主支持和国家政治及社会凝聚力方面并不稳定。
霸金老师认为，只要人们的自我认知还是像现在一样，围绕着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来定义，以国家为先的方法可能是最有效的。
最后，不管喜欢与否，答案即将揭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