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松德赞在位期间，开疆拓土征伐不息，这些赫赫武功，并不是他生活的全部，在后世的记述中，这些武功甚至不是他功绩的主要部分。史籍中对于赤松德赞大书特书的，是他在藏地弘扬佛教、修筑寺庙、组织翻译佛经的经历。也正是因为弘扬佛教，赤松德赞被视为吐蕃三大法王之一。
（1）、兴法第一难（上）
赤松德赞继位之时年仅13岁，其父赤德祖赞死于谋杀，面对内有大臣谋反，外有苏毗王室叛乱的朝局，年轻的赤松德赞只能依靠大臣，暂时处理乱局。所幸在玛香仲巴杰、达扎路恭的协助下，不到一年时间，便安定了吐蕃局势。
但完全依靠朝中权臣也不没有隐患，玛香仲巴杰等人手握重权后，乾坤独断，开始隐隐有噶尔家族之风。赤松德赞的父亲赤德祖赞尊崇佛教，尤其是迎娶了金城公主之后，派人去天竺、大唐延请高僧、组织译经，并将废弃的大小昭寺重复荣光。但这些崇佛的做法，对依旧占据统治地位的苯教教权产生了威胁，信奉苯教的大臣开始蠢蠢欲动，积极寻找机会打击佛教信仰。
公元740年左右，吐蕃发生大面积天花疫情，据说金城公主便是死于这次天花流行。苯教势力立刻借用了这次疫病流行，到处宣扬是因为佛教信仰，导致神佛愤怒降下天罚。赤德祖赞面对苯教势力强大的反弹也无可奈何，只能讲请来的僧侣礼送出境，佛经、圣物都被潜藏了起来。
赤松德赞继位后，朝中权臣玛香仲巴杰、达扎路恭等人都是虔诚的苯教徒，在他们的推动下，吐蕃开始第一次大面积灭佛。当时佛教信仰在吐蕃尚在幼年，其实并没形成强大的信仰基础，信仰佛教的也基本都是少数大臣，在广大的吐蕃民众中，苯教信仰仍是汪洋大海一般。但即便是面对少数佛教信徒和有限的几座佛堂（大小昭寺虽然供奉着佛教至宝——释宗等身像，但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佛、法、僧三宝俱全的寺院，这时的昭寺更像是寄托赞普信仰的家寺、佛堂，即便在佛教典籍中，此时的大小昭寺，也只是被称为“四喜幻显殿”和“逻裟幻显殿”并不以寺称之），也不能容于玛香仲巴杰之目。借助掌控朝权的便利，他颁布了“小法”—《贤者喜宴》，规定吐蕃辖区内禁止佛教信仰，凡信仰佛教的大臣全部流放芒域，域内的僧侣全部驱逐出境，信仰佛教的民众全部贬为奴户，又将大小昭寺再次改成屠宰场，以污圣地。
金城公主入藏后，重新供奉的释尊等身像，则从昭寺中移出准备送回中原，这次送佛还家的举动，当然最终没有成功，至于为何失败藏地文献中的记载颇为玄幻，在这我记述两种比较有影响力的记载，以资读者。
据五世达赖喇嘛所著《西藏王臣记》的记载，“他们想把释迦牟尼像送还中原，但未能抬走，就将佛像埋在地下。拉萨神变寺也改作屠宰场，但他们这样做的时候，负责此事的纳朗-杰塘拉坝突然倒毙，厥若-杰让嘉廓的身体也枯瘦而死。当时的相士和大众都说这是把佛像埋在地下的恶报。因此，他们又把佛像掘出送到吉仲域内”。
赤松德赞赞普时的名臣巴·赛囊所著的《巴协》则有这样的记述：“小昭寺的释迦牟尼佛金像，原是汉地佛像，也要被送回汉地去。这尊佛像，最初一位骑士就能抱起，而此时却搬不动，遂用皮绳网住后，由三百人拉至门外，之后由千人拉到喀扎东前方时，千人也拉不动，遂埋入当地的沙滩中”。 从上面两种藏文典籍中可以看到，多灾多难的释尊等身像，肯定是被再次埋入地下，等待佛光再起之时。
玛香仲巴杰所颁布的“小法”，不但规定了佛教信众的惩罚方式，还禁止采用佛教仪轨对死者进行超度，但信仰之火便如风中之烛，可以被风摇曳欲熄，却难彻底根灭。
我们之前屡次提及的名臣巴·赛囊，便是一位坚定的佛教信徒。巴·赛囊的信仰之源非常玄幻，据说他的两个孩子不幸罹难，巴·赛囊非常悲痛，他请来了小昭寺的一位唐朝高僧为孩子们做法事超度。其间，他询问高僧世人可有前生后世，高僧明确表示世人存在前生后世、六道轮回之属，并且询问巴·赛囊是愿意让孩子早登极乐，还是转世重新再入家门。巴·赛囊本意希望孩子们早登极乐，但他的妻子却难以割舍亲情，要求高僧做法，让孩子转世入门。于是高僧做法超度，让男孩儿灵魂升入极乐，而女孩却让巴·赛囊将她的遗体埋入床下，并在孩子口中放置一颗宝珠，面颊上画上红斑为记。一年后，巴·赛囊的妻子顺利产下一个男婴，床下女孩的尸体却消失不见了，生下的男婴口含宝珠，面有红记，会说话后，即刻便能认出家中亲属，见此神迹之后，巴·赛囊立刻成了笃信佛教的忠实信徒。从这个颇有些玄幻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推断，巴·赛囊给孩子做超度法事，必定是在“小法”颁布之前，甚至可能是在赤松德赞即位之前，赤德祖赞晚期。因为玛香仲巴杰颁布“小法”之后，大小昭寺废弃，僧众散如鸟兽，巴·赛囊胆子再大也不敢从外地请位僧侣来拉萨做法。可以看出赤德祖赞时期，佛教信仰已经开始逐步被部分贵族接受，星星之火虽未能成燎原之势，但被蚕食了信仰阵地的苯教势力，已惊觉不以，这也正是这次苯教灭佛的缘起。
作为信仰佛教的大臣，巴·赛囊成为了玛香仲巴杰的眼中钉，于是他被流放到芒域。没想到被流放到苯教势力相对薄弱的芒域（今日喀则吉隆镇附近）反倒成全了他，在芒域他借助靠近天竺的便利，继续偷偷研习佛教。这时吐蕃再次发生天灾，连年干旱，大地干涸、水源枯竭，面对天灾吐蕃上下惶恐不安，巴·赛囊趁机向赞普密奏，声言这是灭佛所至。于是赤松德赞下令派出使节向天竺金刚座和那烂陀寺贡献布施，在古代人们因为对于自然现象的畏惧，经常将其演绎为神罚，这次佛教信徒又利用了这个机会，稍稍扳回了一成，幸运的是布施不久，天降大雨缓解了吐蕃的干旱。借去天竺布施的良机，巴·赛囊前往天竺、泥婆罗学习佛法，在泥婆罗他有幸见到了天竺著名的佛学大师寂护。
寂护大师出生于孟加拉，是当地的萨霍尔王之子，曾求学于那烂陀寺，为大乘佛教自续中观派创始人清辨的五传弟子，巴·赛囊见到寂护时，寂护已是天竺一代名僧。他和他的戒师智藏及弟子莲花戒，合称为天竺东部三中观师。
巴·赛囊见到寂护后，旋即皈依门下，寂护给他取了“益喜旺波”的法名。巴·赛囊因此成了第一批，追随寂护出家的七个藏族人之一，史称“七觉士”。巴·赛囊皈依寂护门下后，潜心研习佛法，他还将寂护延请到芒域讲法，并在芒域为寂护修建了房屋供寂护居住。但忙于毕竟地势偏远，推广佛学意义不大，巴·赛囊又将寂护大师的种种玄妙上报了赤松德赞，得到了赤松德赞的准许后，他护送着寂护大师来到拉萨。